8月8日上午，北京798艺术区第一车间群贤毕至，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上演百花燕归的盛况。
本次论坛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家协会承办，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参与论坛。
今年的北京电影论坛以“百花绽放 光影共生：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为主题，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演员梁家辉，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导演、演员大鹏，紫荆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挺伟，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演员王彦桐，抖音年度电影垂类创作者董电影等八位嘉宾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论坛从策划之初，就始终以大众视角、大众参与与大众共鸣为追求，改变了以往专业背景的电影人彼此对话的传统方式，采用演讲形式，在持续两个小时的活动中，通过八位嘉宾的主题分享，串联起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电影人，各自绵延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梦想与现实。特别设置的“开放麦”环节，通过前期社交媒体征集找到的观众代表，来到现场与嘉宾直接交流，提升大众的参与感。
八仙过海，各显其“影”
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八仙》凭奇特风格成功出圈，北京电影论坛也是八仙过海。这场论坛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它把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请到了现场，集齐了另一种形态“八仙”。他们有投资人、编剧、导演，影院经理、演员，以及文化传播者。他们各位的演讲，在彰显个人底色的同时，也时常在想法、观念、工作实践、生活细节方面，形成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呼应。这一切，最终编织成一组文化建构的前行图景。如果电影是江河，文化是海洋，我们的目标并非“过海”，而是“入海”。
演员的传承：梁家辉与王彦桐
梁家辉和王彦桐贡献了整场论坛最有戏剧性的对照：最大的年龄差。
梁家辉以《电影是张文化地图》分享自己四十余年与电影相伴的光影历程，讲述电影如何跨越地域、时代与人生，成为连接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梁家辉从业超过40年，获得过金鸡奖项，拍过一百六十多部电影，足迹从香港到内地，又遍布欧洲、亚洲。他的演讲也是从演员生涯的起点开始。1982年，24岁的他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进入内地。当他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震撼。“那不是布景的恢弘，”他说，“而是真实历史的恢弘，是一个民族记忆的恢弘。”他忽然意识到，电影不只是讲故事，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化的敬畏。
梁家辉整个电影生涯荣誉不断，他对此的感悟是，这些不是他可以掌控的。演员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磨练演技。他的方法是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再去演他。从《刮痧》里在纽约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的父亲；到《智取威虎山》里藏身东北密林的座山雕，再到《十月围城》里为革命奔走的陈少白。他说只有理解角色和他所在的空间、地域以及附着其上的生活细节，才能让表演真正活起来。“每个角色都是被一方水土养出来的。”在他看来，演员的一生就是不断走进不同空间、不同文化的一生，而好电影是为这个时代保存文化记忆的方式。
刚刚凭借《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一角被观众看见的王彦桐以《从观众席到镜头前》分享自己与电影相遇的经历。他起步时很磕绊，他没有受过一天专业表演训练，学的是主持，意外接了个广告才第一次站在镜头前。那一刻之前，他甚至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演员。他在演讲里说了一句值得被记住的话：“很多人是先有一个电影梦，而我，是电影在我心里先种下了一个梦。”
王彦桐演绎的郑木生，如同梁家辉“水土论”的鲜活例证。他与郑木生有相近的乡土文化背景，然而从“我”到“他”的过程，远没有那么顺畅。
他经历了第一次海选角色的失败，也经历了对演员之路的自我怀疑。他绕开演员之路，从更繁杂的电影实践中，先让自己“活起来”，做了一系列跟角色无关、跟表演无关的电影活。按照他的话说，便是他通过“无用”找到了“可用”。不喜欢的实习让他知道自己不适合什么，打杂的琐碎让他看清了真实的片场是什么样子。这种观察由己及人，转化为对郑木生“如何活”的观察，最终让他找到了演绎的精髓和感觉，赢得了这个改变自己职业生涯的角色。
梁家辉用四十年证明了演员可以走多远——他走进不同的空间和文化，把自己变成一座桥，连接银幕两端的人；王彦桐用一年证明了从观众席起步——先被电影种下一个梦，再用笨功夫让它一点点生长。两代演员的讲述，呼应了华语电影文化建构重要一环——传承。梁家辉说电影标记我们从哪里来，也铺展出去更远地方的路。王彦桐说中国电影对他们这样的人而言，意味着无数新人“真诚的努力”，以及“被看见”的期望。他们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一幅铺路人、赶路人行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事业画卷。梁家辉之前，亦有老的铺路者，王彦桐之后，自有新的赶路人。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就在追求表演不变的高品质，迎接观众常变的新期待之中，传承向前。
内容的创造：张冀与大鹏
如果说演员的任务是“呈现”，那么编剧和导演的任务就是“建造”。
编剧张冀以《你怎能不爱电影》回望自己从影迷到电影人的成长历程，分享一名创作者与电影之间跨越时间的热爱与坚守。他以文字为工具，试图从“电影之爱”出发，描绘电影创造不同的观众的方式。这个观众是个人化的、分散的、会在某一天被故事找到的人。
因此他的演讲从1987年湖南老家的“人民电影院”开始，那会，他自己就是观众，这成了他的终生身份，所以他才说“我当影迷的时间，比我做电影工作的时间长得多”。所谓影迷，便是更狂热、更资深的观众。
正是一次次的观看，让他积蓄的表达欲，找到了一种形式，一个窗口。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完成电影艺术的古老使命：“这一刻你不仅意识到你自己是谁，你也会意识到我们是谁，从而暂时摆脱了孤独。”
大鹏以《荔枝不离枝》为题，以影像为媒介，从回应观众出发，在互动中校准创作的方向——他的观众是具体的、在场的、会留言会反馈的人。
他的演讲使用了一个更鲜明生动的意象——只要荔枝不离枝，就会一直保鲜。他说创作者连着观众这根枝，才不会“味变”。这个比喻不是偶然的，它来自大鹏整个职业生涯的经验积累。他不是科班出身，在吉林集安一座小城长大，他不在教室里学习，而是在评论区听课。他反复提到“先当观众，再当作者”“观众把两个小时交给你这位作者，你有什么资格敷衍”——这成为了他创作方法论的基石。
张冀与大鹏是建造过程的不同工种，两者都是华语电影文化建构的一个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人在回应中校准方向，也需要有人在热爱中埋下种子。当不同的创作发力相会，华语电影的未来才会愈发明晰。
观众的成型 ：丁亚平与董电影
丁亚平与董电影在身份背景上的反差，可能是所有演讲嘉宾中最大的。
作为知名电影学者，丁亚平在学术体系里深耕多年。他以《一个时代的感受力——电影如何塑造共同经验》为题，其演讲强调观众应该拥有的时代感受力，提出了三个关键词：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他举了《好东西》《给阿嬷的情书》《小小的我》《南京照相馆》等例子，说明电影如何在银幕上为观众提供一面辨认自己的镜子，又如何把观众推向更远的地方——去理解陌生人的处境，去接近不同时代的面孔。他的落脚点是“一个时代愿意理解多少陌生人生，它的感受世界就有多宽”。 电影则将人民的生活带上银幕，让所有人走进彼此，成为真正的同时代人。
董电影是短视频平台的知名博主，活跃于竞争激烈的自媒体行业。他以《做一个对电影有用的人》讲述普通观众如何在光影中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并成为电影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他的经历如同“看见自己”的真人版本。他小时候守着装满光盘的盒子反复看，看《英雄本色》《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看各种他有感受、没感受、能理解、不能理解的电影。通过几百部电影的累积，他实现了“看见自己”。一个个如“董电影”一般，从电影中感受生活的人聚合在一起，就成为最忠诚的电影观众。
一部电影的成功，就是让更多人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生活的样态。这些观众的集合，就是“我们”。董电影从他的传播实践中总结出了类似的表达，最终归为三个字“真、勇、信”。表面上，这是演讲者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电影人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这三个字同样是对观众需求、状态的总结。电影人和观众在这三个字上的理解达成一致，通过创作与观看的互动夯实它的内涵。
电影的支撑：李挺伟与于超
李挺伟与于超。一个管投资，一个管放映——他们站在电影产业链的两端。从观众视角理解，他们似乎离电影更近，离观众更远。而他们的实际工作，正好相反。两人的演讲都在深挖观众是谁？观众需要什么？
李挺伟以《电影的价值与未来》从投资人的角度回应了电影对于观众，意味着什么？直观的情绪价值、深刻的情感价值、长久的情怀价值。对于如何创造那道光？他说投资电影“从来不是孤注一掷的投机生意，而是心存敬畏的投资艺术”，并提出了一个核心逻辑——用标准化守住商业底线，用个性化突破艺术上限。
李挺伟还从电影整体产业的角度出发，提出未来的电影会跳出票房经济，走向一个全新生态——IP文创、文旅动线、沉浸式体验，实现一次创作、多次赋能。
于超在首都电影院工作了27年，守护银幕的光成了他的人生使命，他以《守住照亮观众的光》为题，从影院运营与观众连接的视角出发，讲述一座电影院如何成为电影抵达观众、连接人与故事的重要空间。他说九十年代自己是首都电影院的常客，《大决战》《泰坦尼克号》都是在那里看的。1999年正式入行，身份从观众变成“为观众守护那束光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观众为什么来影院？年轻人为了社交，家庭为了带孩子出来，老影迷只是想和陌生人一起感受同一个故事——他们都在寻找“在一起”的感觉。通过影院建设和运营，他们会为“每道光找到适合的观众，为每个观众找到润养他的光”。
因此，于超的关键词是“守护”。观众需要一个实在的空间去完成“集体共情”，而这个空间需要有人守护它的存在、它的温度、它的品质。
于超讲述的电影院如何扩展电影放映之外的服务，以期扩宽和拉长消费者作为观众的体验，具象了“电影+”的概念。这些“新”观众，从年轻人中来，从家庭中来，从热爱老电影的人来，从热爱新电影的人来。这种衍生服务的基础，依旧是电影。
两位演讲者的观点无意间形成了一种印证关系。李挺伟说电影需要“内容为王”，于超说观众寻找“在一起”的感觉——这两个陈述指向同一个事实：只有当内容足够好，观众才会愿意走进那个空间。
与观众在一起
论坛首次设置的“观众开放麦”环节，就像是百花奖“从群众中来”的精神在新时代的重生。这些普通观众来自媒体从业者、青年制片人、大学教师、高校学生、热心影迷，他们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了电影文化建构的具体现场，也让台上的电影人听到了银幕之外最直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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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的学生陈欣然提出了整场论坛最具概括性的问题：中国电影真正的文化内核是什么？观众秦千极具实践精神，想知道作为普通人，如何用行动支持小众优质的本土影片？博主“爱踢达人”关注的是身份转换与创作决策——当一个人同时承担导演、编剧、演员、制片多重身份时，如何做出判断？媒体工作者叶女士的问题指向演员与观众的关系。青年电影制片人郑诗怡的问题聚焦创作源头。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丁璐瑶把目光投向新人演员的未来……这些问题都有着清晰的指向，而八位嘉宾的回答很多都像是演讲主题的临场版本。因此，相比于回答，这种近距离的、热烈的问答状态，是北京电影论坛更期待呈现的景象。
跨越20年的记录
狭义的观众，广义的大众，都生活在历史的汪洋之中。如果说论坛上的一段段演讲，勾勒的是细微的模样，那么每年定期发布的报告，就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梳理研究呈现“观众”在时间演进中整体的变与不变。
本次论坛的发布环节，隆重推出了专题报告《跨越20年：中国电影生态演进》（上下篇）。该书基于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组织撰写的《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双报告二十年积累的庞大信息数据，采用断代与编年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提出了诸如“中国电影艺术的四个阶段”“中国电影创作的五条阶段性规律和启示”“中国电影产业的五个阶段历程”“中国电影十大历史转向”等数据事例翔实、归纳总结深刻的内容。如果说演讲环节的八位嘉宾用话语回应了电影的文化建构如何发生，两本报告则用文字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外，每一届百花奖举办地还会推出一本记录城市与中国电影故事的文化出版物，以城市为视角回望电影发展的足迹，也以一座城市的文化情怀向中国电影致敬。新书《北京与中国电影》，便是北京这座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献给中国电影的一份珍贵礼物。
百花燕归百花开
从1962到2026，百花从北京出发走向全国，走进了千家万户。到今年是64年。这64年的时光是和电影人一同的时光，更是和人民和电影观众一起走过的时光。今天，我们听到梁家辉追忆跨越四十年的旅程，董电影成就千万粉丝的人生；张冀回想那座飘着瓜子壳的老家电影院，王彦桐总结看似充满“无用”的职业路；于超述说要守护的光，李挺伟畅谈要平衡的账，丁亚平梳理三个词，大鹏谈论抓住连接观众的那根枝……这些讲述与话语便是百花燕归、万象京华的具象。当言语、文字化为行动力，相信华语电影能够在这个电影业变动不居的时代，再现百花齐开的景象。
